今年四月，蒋勋随台湾作家团来京。与同行的刘墉、张晓风相比，蒋勋在内地算不上“著名”：此行之前，只有些圈内人知道他是来自台湾的全才——一个在诗、书、画和小说、散文创作，电影研究与文化批评诸方面纵横驰骋的奇人。
但此行对蒋勋却是一次转机。一方面，蒋勋这次来京主要是敲定文集在内地的出版事宜，内地读者很快就可以读到他的作品；另一方面，蒋勋在京的两场演讲已使他声誉鹊起：8日晚于北大的一场听者云集、群情亢奋；10日下午于三联韬奋的一场同样反响不俗。蒋勋以他高热度的生命力感染着每一名听众——你很难相信他已有五十一岁并且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从事一场“角斗”。
蒋勋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，1972年入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，返台后主编雄师美术丛刊，先后任教于文化、辅仁大学，现任东海大学美术系主任。作为研究者，蒋勋在台出版有《徐悲鸿研究》、《齐白石研究》、《李可染导览手册》等多部论述；作为创作者，蒋勋则出版有诗集《少年中国》、《多情应笑我》、《祝福》……，散文集《萍水相逢》、《大度·山》、《今宵酒醒何处》……，小说《传说》、《因为孤独的缘故》，以及《欢喜赞叹》、《新中产阶级》、《愿·百合·再生·樱桃》等多种札记、画册（卡）和笔记书。
二十年集教研／创作于一身，蒋勋体会个中滋味恰似一场角斗：感性和理性交替将对方“扳倒”。面对画布，感性扳倒理性避免堕入枯燥；面对学生，理性扳倒感性避免滑入滥情。蒋勋自认这是一种幸运：双重角色成就一种“碰”——好像王国维“碰”李后主，张爱玲、王蒙“碰”《红楼梦》，以创作者的心灵碰作品，一碰即是一次“点活”。
无论创作还是教研，蒋勋都与书结下不解之缘。在个人的读书体验中，有什么令蒋勋特别心动？——“陈映真老师带我读英文版卡缪的《异乡人》”。
那时蒋勋正是默尔索的年纪，“耽读卡缪的《异乡人》，耽读波德莱尔的《恶之华》”，“肉体的苦闷和近似宗教的心灵的沉静，好像永不休止，成为日复一日的折磨与狂喜的来源”。相仿的年龄和心理境遇，无疑是让蒋勋对默尔索的遭际感同身受的重要原因，“我也有这样的时候：想对着什么东西开上五枪”。
是卡谬救了蒋勋，“看到《异乡人》后我解脱了，因为默尔索干了我要干的事”。蒋勋由此认为文学／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宗教：梵高之所以激起我们如此强烈的同情正是因为“我们都有疯的可能和伤害自己的冲动”——而梵高割下了他的耳朵，救赎了我们自己的精神病。循此思路蒋勋获得了一种“美学的心情”：翻开报纸的社会版，蒋勋感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隐现于每一则新闻事件，“所有的人在替我犯罪”；而这种犯罪是“另一种救赎”。
在京的两场讲演，蒋勋都以苏东坡《寒食帖》为题——它涵容了蒋勋萦回已久的“文化记忆”。这是一种能活起来的记忆：“苏东坡对我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古人，我随时会在街头和他打个照面；小学五年级时我为希腊神话激动不已，长大后来到雅典似乎什么也没有———可当我走在街上，感觉神就在我身边”。
其中有很多没法解释的东西。蒋勋举了三个故事：一个关于罗兰·巴特，他对自己从没见过的母亲五岁时的照片感到特别眼熟；第二个关于一位德国人，他为寻找北靖王故迹来到中国，在一无所获之后顿悟他要找的一切还是在他德文版的《红楼梦》里；最后一个关于蒋勋自己，他初摸法语第二个月就开始读原版《恶之华》，“我竟然读了下去——因为对这个生命，我好熟悉”。
文化记忆的神秘性或可追溯到一种“文化的族群”，其中的个体能够“在极其遥远的时空互动”。人们通常习惯于以性别、民族或种族作划分标尺；而蒋勋以为，文化才是更本质、更聪明的视角。
五十一岁的蒋勋看起来十分年轻，秘诀也许就是他一以贯之的“任性”。读书时蒋勋三次“转业”，从戏剧到历史再到艺术史，只为“寻求内心的平衡”。教书时蒋勋又双向沟通：一面把街市上的老艺人请进大学；一面把教室里的大学生带去民间。蒋勋很爱一句古语：“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”。
“赤子”的任性其实是种坚守：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都不能屏蔽真正的智慧——永远要回到“人”的原点。只有从这个角度才会理解蒋勋为什么要在今年作出辞职决定：二十多年的角斗之后，这天身为系主任的蒋勋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多年没穿过仔裤。他开始怀念那些穿着仔裤躺在草地上、就着阳光读诗的日子；怀念那“最初看一幅画时的感动”。
二十六年前，蒋勋的法国导师对他说：“作创作者！你千辛万苦来巴黎不是为一个学位”，当时没钱租画室的蒋勋将这话化成一个梦装在心里；二十六年后，蒋勋终于辞职到巴黎租起一间画室，“完成我二十五岁没有完成的梦”。有些庸人，还没有年轻过就老了；另有些“奇人”，仗着青春的“贪美”，轻松跃过了年龄的宿命——
——蒋勋就在其中。
